1月5日，环保部网站公布一份通报文件，88家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下称环评机构）被处罚，其中不乏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大牌”环评单位。
 
　　被上述通报文件“点名”的上海环评机构及相关个人有：东华大学、上海市气候中心、上海市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以及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方。
 
　　该文件名为《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专项执法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评价机构处理意见的通报》。文件称，2012年6月至10月期间，环保部对全国501家环评机构“资质、人员、质量”情况进行现场抽查发现，部分机构存在环评质量审核体系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环评专职技术人员管理不符合要求、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较差等问题。
 
　　环保部对存在上述问题的88家环评机构分别提出取消资质、限期整改、缩减评价范围、通报批评和内部整改的处理意见。49名向环评机构出借个人证书、主持编制的环评文件质量较差、超越专业类别从业的人员也被通报批评。
 
　　中国的环评工作一直备受关注，但也问题不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2011年至2012年以来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很多涉及环评问题。
 
　　“由于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不够公开，缺乏足够的社会公众参与，而成为封闭操作的系统，（环评机构及人员）容易受到利益、压力和诱惑的影响，最终使得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形式。”
 
　　马军认为，环评机构当下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由目前的环评机制所致。
 
　　外借人员现象普遍
 
　　从通报内容来看，借用外单位人员作为环评专职技术人员，成为多家环评机构受通报处罚的共因。
 
　　根据通报，因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借用外单位人员作为环评专职技术人员，环评专职技术人员数量不满足最低资质条件，泉州市天龙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重庆市渝北区空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被取消建设项目环评资质。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和安徽省科学技术咨询中心因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借用多名外单位人员作为环评专职技术人员，被要求限期整改六个月。
 
　　此外，26家环评机构因违规开展业务或借用外单位人员、主持编制的环评文件质量较差等问题，被通报批评。
 
　　“每一个机构业务范围是一定的，不是所有环评业务都能做。拿重庆大学来说，我们只能做化工和机电项目的环评，如果遇到建材类项目，就没有资质。如果要接这个项目而去借用外单位的证，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据重庆大学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室主任王里奥介绍，国家环保部和当地的环保部门对环评机构的管理考核比较严格，每个环评项目都要经过专家审查打分，对环评机构每年都有抽查。
 
　　王里奥说，借用外单位人员在早年的时候比较多，现在查得紧，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一些环评机构受利益驱使，仍会有违法操作。
 
　　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高级工程师祝栋林则指出了另外一个原因。
 
　　“每个方向，每个专业都需要相应专业背景的环评技术人员，但我国环评工作起步晚。且法律规定，所有建设项目都要做环评，环评人员相对来说较缺口，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祝栋林说。
 
　　祝栋林建议，国家要配备相关环评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同时在环评制度和操作上规范起来。
 
　　“但环评资质不能太放开，否则就会鱼目混珠。”祝栋林提醒道。
 
　　环评报告书错得离谱
 
　　环评报告书质量差，甚至出现低级错误，成为环评行业的另一大“污点”。
 
　　上海东华大学在此次通报中受到“通报批评”的处罚，原因是其“2010年编制的《上海城投徐泾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质量较差，遗漏环境保护目标，未预测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未计算与设置环境防护距离”。
 
　　吉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研究所2009年编制的《国道102线河南屯连接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质量较差，环境保护目标不明确，环境噪声评价等级判断错误”，也上了此次通报批评的“黑名单”。
 
　　王里奥表示，污染物没有识别清楚，环境敏感点遗漏，都是环评质量问题。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则表示，中国95%以上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都有造假。
 
　　“造假的方面很多，报告中的基础资料、保护措施，其中公众参与一定是假的。”冯永锋肯[NextPage]定地说。
 
　　2011年，冯永锋所在的达尔问环境研究所联合其他四家民间环保组织致信环保部，对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编制的环评报告简本提出“疑问”，冯永锋认为报告中的“公众参与”部分是不实的。而在环保部的此次检查中，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被降级，但原因为“环评专职技术人员数量不满足相应资质条件”。
 
　　冯永锋指出，环评机构在做环评项目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两年的环评甚至在两天内就做完。
 
　　“现在的网络很发达，有的环评项目报告几乎就是从另一个环评报告中复制来的。”冯永锋说，有的环评报告书“甚至非常离谱”，关键词都没变。
 
　　马军提到了类似的问题。据马军介绍，其在查看环评简本时发现，一个项目的环评报告有时直接是从另一个环评模板拷贝的，甚至连企业名字都没修改。
 
　　环评报告书的质量不仅是文本问题，还有科学性问题。
 
　　“比如在参加（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一个评价过程中，我们所咨询的专家指出，在环评报告中设定为替代生境的两条小河，流程极短，流量非常少，特别在冬季，完全不具备做替代生境的条件。”马军说，最后专家的意见并没被采纳。
 
　　另外一个问题是，上下游的鱼被水坝阻挡，致使无法进行自然交流。据马军介绍，当时的环评报告中的建议是，“找人在下游看着，发现鱼后，捞起来送到水坝上游”。
 
　　“这不是科学的方法。”马军说。
 
　　封闭的环评机制“须打破”
 
　　环评机构为何如此“糊涂”？
 
　　冯永锋认为，环评机构跟事业单位或环保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帮助企业通过环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给企业提出环评问题或环保建议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冯永锋表示，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年开始执行，它本身设定企业通过购买环境影响评价服务的方式，导致社会和政府对它的监督变得没有意义。
 
　　环评对整个环境决策和管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制度，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有效地将一些严重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项目在环境决策中识别出来并予以制止。但马军认为环评在中国没有完全起到这一效果。
 
　　“中国环评制度中间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在西方，环评过程实际上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过程。在中国，它被简化，基本上只拿过来技术评估的过程。”马军同时指出，这样的技术评估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很难真正按科学的方法去评估。在封闭的操作系统内，环评机构容易受到利益、地方政府压力和诱惑的影响，最终使得环评成为走过场，也就造成了环评机构当下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马军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环评过程中的社会监督，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环评中。
 
　　“在美国，环评过程是在社会监督之下完成的，环评报告需全文公开，它的过程中有很多公众参与的部分，同时还有同行评议，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被发现。”马军表示，中国不乏会挑出环评问题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整个机制，要攻破这个机制，就需足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冯永锋则主张，要改变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规定企业直接购买环境影响评价公共服务的概念，让政府购买，由政府招标。